关于韩家的几点考证
编完了这一辑文史资料,关于韩氏三姐妹的情况,我想还有几句要说的话.大家在读这些史料时不能不有所联想,比如韩家在什么地方,从哪里迁来高邑县城,现在又是个什么样子,还有什么人?韩氏三姐妹天各一方,她们的子女们如今怎样?再者,这些材料中所说的一些地方,由于人事更迭,街道变迁,房屋翻建,不再是当年的模样,现在尚有迹可寻,再过几十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沧海桑田,恐怕就说不清了.还有一些情况,文稿中已经提及,但大家在读时未必留意,而过后总觉模糊.也有一些文稿中涉及到的只是线索,没有铺开.我们把感到联系较紧的几条头绪进行了整理归纳,资料中说不清的又采访了当事人,形成了此稿,附在后面,权作几点考证吧,以期给大家一个较为明白的交待.
1、关于韩振文家的位置
韩振文家住高邑县城北街,据韩慧如《我的回忆》(原稿第12页)说:"我家对过有家当铺,当铺的房子比我家高几倍,从那里的房顶一下子就看到我们院子里",据韩慧芳《我的家乡》回忆:"我家住北大街面东,距十字路口很近……","我家对面有个当铺,房子很高很高,房顶上有围墙……"."当铺的老板姓陈,两撇胡子……".2004年3月31日我在上海采访韩慧如老人时,她说:"父亲叫韩振文,字星桓,韩家是北大街第一家,对过是当铺,老高,在当铺房顶上就看到我们家,当铺住国民党兵后,女家属就住在我家.家属住我们家就吃我们家,喝我们家的."经与北街干部座谈,其位置在旧城大街的路西,十字路口的路北,靠近十字路口不远.十字路南是新华书店.韩家的西邻,一墙之隔是旧政府大院,旧政府大院已出售给开发商,在其院内已挖出三栋楼的地基,准备盖商住楼,在韩家二楼阳台上可看到旧政府大院的古槐树.现在南邻是王荣改家(曾做理发店),对面是中医院.中医院是1993年迁建来此,前身是县公安局,公安局所占大院旧称陈家大院,西部临街是旧监狱.后墙很高,大蓝砖砌成,上有女儿墙,正如慧芳所回忆的形状.后墙向街的一面,有一个被堵住的门口,门口的门眉上有木刻"惠迪吉"三字,此门便是当年当铺的营业门面.此处自解放初期做监狱一直到1987年迁东关三里道.由此可见旧监狱就是由当铺的旧房子改造而成.我1979年-1989年在公安局工作,就住这个大院,常到监狱提审犯人,检查监所安全,监狱房子的情况与慧如慧芳叙述一致.2004年4月19日韩慧英的儿子陈爱仑、女儿陈力,韩慧芳的女儿杨晓英回高邑外婆家探望,来到韩家旧址,现在此家旧房不存,已翻建成面街二层楼房,由韩桂珍与其丈夫刘占军居住.韩桂珍的母亲郭香是韩振文长子韩国忠的媳妇,一直生活在这个家里,于1990年去世,终年73岁.据韩灶火说:我叫韩桂珍的母亲叫婶子,这个婶子死后在火化厂放了十一年,前两年才回来埋葬,埋到韩家坟里了.
2、关于韩振文原籍
韩振文原籍是高邑县前庄头村人.据韩慧芳《我的家乡》回忆:"我叔伯家在农村,我也到农村去过,我家也从叔父处分了几亩地,因无劳力由叔父家代种……"说明韩家原在农村不在城里,韩振文有兄有弟.据民国时期修订的张权本版县志记载:"韩慧芝,庄头村,省立第二女子师范,民国十年,曾充本县及第二女子师范附属小学教员".韩慧芝即韩慧英,据韩慧如《我的回忆》(原稿第8页)说:"后来我才知道姐姐在师范毕业后就到北平工作、李大钊被捕时,姐姐很快转移了,逃过了敌人的搜捕,可是从那以后,六年未和家中来信、通讯,偶尔有一封简单的信,光知道她改名为韩慧英,也没有通讯地址,不能回信".
2004年4月19日陈爱仑、陈力、杨晓英回高邑时与表妹韩桂珍见面.韩桂珍证实其爷爷祖籍是前庄头村人,与韩灶火、韩现书是一家,现在两家尚有来往.韩桂珍说她和韩灶火是一辈,她叫韩灶火哥哥,韩现书小一辈.韩现书曾在高邑县检察院工作,现已退休.
2004年5月26日,我和许焕国副主席来到前庄头村,采访了韩现书、韩灶火.韩现书64岁、韩灶火72岁.韩灶火大名叫韩彦斌,和韩现书的父亲韩堂子是一辈.韩灶火说:"俺爷爷叫韩岗,弟兄三个,排行老三,韩堂子的爷爷是老大,城里韩振文是老二,是俺二爷,在家叫韩明志.二爷在城里给人家打官司写呈子,家里的地俺家给他种.听老人们说,二爷四个闺女,大闺女在家时叫二成,为什么叫二成呢,俺爹学名叫韩国栋,小名叫成,二爷有了大闺女排着俺爹的名叫,就叫二成,二闺女就叫仨儿.她们在外边叫什么就不知道了.听说俺二爷还有小子,大的叫新,在家都叫他老新儿,二的叫猫.新儿、猫小时候在家住,就住我这个院.这个院是俺家老庄伙,那时俺们都住一个院.这个院原来是五间大嵌檐北屋房,现在住的这个房是在原地方后来我翻盖的.二爷在日本人侵占高邑前就死了,埋到俺这儿,归祖坟了.俺二爷娶了好几个媳妇.有个奶奶叫许苗姐,这是个大,娘家就是本村的.这个奶奶不识字,个子低,二爷有文化,不待见她,也没有孩子,二爷进城,她也不跟着去,二爷到城里以后不回来,又娶了媳妇,我爹就把这个大奶奶养起来,跟着俺家过.我大奶奶活了94岁,1958年没的,死后我弄了个斗子(棺材),套上车埋到俺二爷坟里了."
3、关于韩振文有几个子女
据韩慧如《我的回忆》(原稿第1页)记载:"父亲先后曾娶过三个妻子,第一个生了我大姐慧芝,二姐慧兰,这位母亲就去世了.以后又续了我的生母,我妈妈生了我和妹妹慧芳,大姐比我大十岁……,二姐比我大八岁……,我生于1913年,当妈妈去世时,我和妹妹都年幼不记事……,母亲去世后,来为我父亲做媒的人很多……,新妈进门以后……,第二年继母生了个男孩……,接着继母又一年一个连着生了四个男孩子……"(原稿第3页):"四个弟弟出世后家务多了,这就增加了我和妹妹的负担……",由此说明韩振文有四个女儿,四个儿子.
4、关于母亲和继母
继母叫张层.韩慧如先的那位妈妈(即韩慧英的母亲),没有留下姓名,因所生子女均已过世,无从忆起.韩慧如、韩慧芳的母亲叫韩葛氏,据电话采访秦裕容,秦裕容说:"姥姥的名字妈妈想了好几天,由于姥姥去世时妈妈和姨姨都很小,现在妈妈的岁数大了,时间隔的久远,近年来脑筋不太好使,一时想不起来,后来终于想起来了,说叫韩葛氏,葛是诸葛亮的葛字."据电话采访杨晓英说:"姥姥的名字叫张层,户口登记薄用的是韩张氏".据2004年4月 20日韩慧芳的女儿杨晓英说:"解放后妈妈把姥姥接到我们家,父母调到什么地方就把姥姥带到什么地方,父亲调任湖南省副省长后,姥姥就随我们住在长沙.父母对姥姥非常孝顺,外人都认为是亲妈妈,谁也看不出是继母,姥姥说:没想到,到老是慧芳养活了我.姥姥去世后,在长沙买了块墓地,葬在了长沙".据陈爱仑说:"舅舅从台湾回来到姥姥坟上扫墓,他焚香烧纸,然后跪下磕头,按家乡的传统仪式.并按照旧式模式做了一块墓碑,把碑文拓下来带回了台湾.他回台后找人看了一下,说碑文的款式有不合适的地方,就打电话让我们按照他说的样子修改,修改后又重做了一块碑,然后把碑文拓下来寄给他".
据韩灶火说,二爷后来娶的那个奶奶,大个子,人很力量,我到城里就去她家,看我可亲哩,土改时,她家房子多,挨了斗,城里在不住了,就来俺家住,因为儿女们都没有音信,她要了个孩子,做了孙子,准备养老送终.这个孩子叫兰福,比我小两三岁,现在大概有70来岁.在俺家住了有半年多.1962年北京小姑姑来信了,信皮上写的俺爹的名,俺爹早没了,村里不知道这个名是谁,扔的时间长了.当时我在生产队当会计,我去办公室见到了信,一看是俺爹的名,我就拿回去了.来信的地址是北京三区三里河,门牌172号,寄的地址写的很清楚,离城八里前庄头,信上说我小姑姑是国家计委化工局局长.我给她回的信,写的我的名,我告诉她俺奶奶跟着我里,俺爹都没了,我把信给的俺奶奶,她就去北京了,走时把兰福带走了.
5、关于二姐的情况
二姐叫慧兰,据韩慧如《我的回忆》(原稿第1页)说:"二姐比我大八岁,从小寄在乡间,很少来家."(原稿第14页)"1932年我从师范毕业在本县做教师,月薪25元,平时省吃俭用,把多余的钱都交给继母,希望能得到她欢心,可以放妹妹去念书.尽管我这样做,但有时还是要遭到她的谩骂……于是,我就下决心住在学校里不回家,要妹妹到二姐家,也不要回家了.这时二姐的眼睛已经瞎了,妹妹去她那里帮助她做针线活……."由此看出到1932年韩慧兰已出嫁.经电话采访秦裕容,她说:"妈妈说二姨慧兰出嫁后婆家待她不好,老哭,把眼睛哭瞎了,岁数不大就去世了,没有孩子."据韩灶火说:"仨儿嫁到后街(即后庄头,原先前庄头后庄头是一个村叫庄头村,有前街、后街,后来分成两个村,前街叫前庄头,后街叫后庄头)李家了.嫁过去后,李家待她不好,光哭,后来眼瞎了,月子里病死了,死时不大年纪.死后,没有及时告诉我家,李家要埋人,找不到坟.因为我五岁时俺爹就没了,他家商量埋人时说,娘家头有堂子,堂子不在还有灶火,得给人家说,就来俺家给我说,他家怕我家挑理,就给说好话.当时我有十来岁,我说来了就算了,我去吧,就到后街李家,找不见坟,我说先写个位牌,暂时埋下,你们还找,什么时候找见再埋到坟里.李家说:灶火这孩子不大,挺懂事.
6、关于韩振文四个儿子的情况
据韩慧如《我的回忆》(原稿第107页)说:"小的男孩生了重病,敌人也不管他们,待敌人走后,孩子们才去找胡秀娟,秀娟嫂子看到孩子热度很高,立刻通过我弟弟的同学易荣上到纺织二医院张筱之医生处看了急诊……".说明当时(1949年)弟弟也在上海,这个弟弟应该是大弟弟韩国忠.据2004年3月31日我采访韩慧如老人时回忆说,后来由于父亲生病,家里经济紧张,就给弟弟找了个国民党在上海办的免费的医学院.上海解放前,秦鸿钧和我就动员弟弟不要给国民党做事,让他们走出去自己谋生.2004年4月20日陈爱仑来高邑时谈到两个舅舅的情况时说:"大舅叫韩国忠,抗日战争时期就读于国民党在上海办的国防医学院,因为家庭困难,读国防医学院是免费的.后来国防医学院迁台时大舅随学校去了台湾,毕业后没有到国民党军队工作,到邮电职工医院做医生,直到退休,2001年去世.二舅叫韩国英,就读于重庆体育专科学校,毕业后随哥哥韩国忠去了台湾,在一所中学当体育教员直到退休,已去世."经5月25日电话采访秦裕容,她说:"经妈妈回忆,二舅韩国英上的学校不是在重庆是在南京,叫南京中央国防体育学院,这个学校1947年-1948年迁到西安,后来又搬回南京,位置就是现在的南京体育学院,这些学生毕业后的去向是为国民党训练新兵.解放前,妈妈就对二舅说,你们不要跟国民党干,你们跑吧,自谋生路去吧,二舅就去了台湾,在一所学校当体育教师,退休后于1981年前后去世."关于三弟,慧如、慧芳的回忆中都未提及.2004年4月28日我电话采访了陈爱仑,问及三舅的情况,他说:"妈妈没有细说过三舅,据说是夭折了."据电话采访秦裕容说:"关于三舅,经妈妈回忆,三舅活了有十四、五岁.日本人占领高邑以后,每家每户抽壮丁去搬石头,因为两个大儿子不在家,三舅就被抽去了,石头很大,搬不动,日本人说他偷懒,磨洋工,就用皮鞭打他,打伤了,伤很重,回来以后连伤带气,精神郁闷,不久就死了.姥姥(继母)说:我的儿子死的好惨呀."关于四弟,韩慧芳在《我的家乡》中说:"我家就靠近铁器铺……再往北有兄弟二人开个小外科诊室,技术不高,我四弟害了伤寒病,请他们来看,也只是灌肠,大泻一通,四弟才六岁,整天昏迷不醒,最后还是呜呼哀哉了.四弟死后,我还在正定师范读书,我写了一首悼念他的长诗叫'新坟',表述了对幼弟深厚的感情与幼年死去的哀伤".
7、关于韩氏三姐妹就读于何校?
韩慧英毕业于保定省立第二女子师范.据民国时期修订的张权本版县志载:"韩慧芝,庄头村,省立第二女子师范".据《韩慧英同志简历》载:"韩慧英,又名韩慧芝……1919年入保定第一女师附小读书,小学毕业后考入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韩慧如毕业于邢台省立第三女子师范,据《我的回忆》(原稿第9页)记载:"由于军阀政府的苛捐杂税使小本经营很难维持下去,爸爸开的小店关闭了,买了几亩地租给别人收点租粮、租钱,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那时我已经从小学毕业,幸好这时小县城小学毕业的文凭已经可以直接报考省立师范学校了(师范学校不要学费还供饭),爸爸就要我去投考省立邢台第三女师,他同继母商量,继母说:'去考吧,考取就念,考不取就不要再念了.省立师范报考的人很多,报考人数与招收名额相差数十倍,我们县城去报考的共有四人,我年龄最小,继母总认为我不能考上,所以才说了上面那句话.谁知出乎她的意料,考试的结果是四人中只录取了我一个,而且考了个第四名.'"韩慧芳就读于正定省立八师,据韩慧如《我的回忆》(原稿第14页)记载:"春节后我到正定省立八师附小做老师,暑假中八师招生.我让妹妹去报考省八师.揭晓那天妹妹去看榜了……谁知她的成绩比较好,名列第三,……妹妹终于进入了师范学校的大门."关于省立八师,杨俊科编著的《石家庄近代史编年》记载:民国13年(1924),是年直隶省立第八师范学校成立.地址在正定城内小北门里原正定府贡院院内.
8、关于韩氏三姐妹的子女的情况.
韩慧英于1927年由党组织安排与党的早期党员时任顺直省委秘书长的陈为人结婚.据《陈为人传》(原稿第90页-92页)记载:"1927年,当南方革命正处在高潮的时候,北方军阀群龙无首,十分混乱.在奉系军阀'反赤'、'讨赤'的恐怖声中,陈为人出任顺直省委秘书长(一说负责宣传兼工运),他利用当时我党有利的斗争形势,努力开展工作,对北方党的发展和革命势力的壮大作出了可贵的贡献.……陈为人与刘伯庄等化装潜入天津,先住在天津大饭店,后在法租界天主堂屋后面专找了一栋三层楼的房子,一楼作客厅,二楼刘伯庄夫妇住用,陈为人与一名叫韩慧英的女教师及另一名叫李芳的北大女学生,组织一个富商假家庭,韩慧英称大太太,李芳称二姨太,一同住进了三楼一套陈设讲究的房间.就这样,为中共北方局党委建立了新的工作机关.……当蔡和森以中央代表身份先后对北方区及北京地委、天津地委等进行视察调查以后,决定把顺直省委设在天津.又经过一些时侯的酝酿磋商,确定由朱锦棠担任书记,刘伯庄负责组织,彭述之负责宣传,王仲一负责工运,于方舟负责农运兼国民运动,陈为人为省委秘书长.陈为人按省委决定,主持将省委机关迁设在英租界集贤里6号,陈为人和秘书吕职人,还有王仲一,韩慧英等常住在这里.此后,陈为人与韩慧英正式结为革命伴侣,他们相依为命,一直坚守党的战斗岗位."他们结婚后生有三男二女,在艰难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他们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无暇顾及子女,长子与长女不幸夭折,没有存活下来.据《陈为人传》(原稿第92页)记载:党的"八七会议后,为加强东北地区党的工作,党中央和北方局决定派遣顺直省委秘书长陈为人再返东北工作,组建中共满洲省委.1927年10月14日,陈为人和韩慧英到白色恐怖笼罩的沈阳.……1928年1月末,中共满洲省临委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在沈阳召开.……这次大会,选出新的中共满洲省临委会委员有:陈为人、吴丽石、刘相宜、王立功,常委有:陈为人、吴丽石、王立功,确定临委书记陈为人…….这次会议后不久,韩慧英生了第一个男孩.当时,南方起义暴动的消息不断传来,为人兴奋地说:"南方革命搞起来了,就取名南红吧."1928年12月23日下午,陈为人、吴丽石等人在沈阳大东门外黄土坑地下党员牛思玉家里召开满洲省委扩大会议时被捕.在敌人的监狱里陈为人经受各种严刑烤打,染上了严重疾病,据《陈为人传 》(原稿第115页)记载:"韩慧英想方设法保护陈为人,并设法为他治病,提供营养食品,而她自己身怀二胎,每天从皇姑屯跑到沈阳城里,早出晚归,听候为人的消息.这样放在家里不满周岁的南红,因无人照顾,于1929年5月染上重病,不幸夭亡."谈到第二个孩子时,《陈为人传 》(原稿第116页)做了这样的记述:"1929年7月中旬,陈为人奉命偕同韩慧英经海参崴乘船来到上海.在中央机关担任各种秘密工作,……后来,陈为人在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的领导下,化名张明,与曾中圣、彭干臣等协助李维汉举办中央干部训练班.……周恩来主讲政治形势课,陈为人和曾中圣等也都担任了课程.韩慧英负责煮饭、放哨、送开水,一有情况就发出警号.当时大家的生活非常艰苦,韩慧英在这里生下第二个孩子,为人设法买了四个鸡蛋,半边鸡,分作四天吃."这个孩子应该是陈爱昆.第三个是个女孩,《陈为人传》(原稿第120页)记载:"1930年8月《红旗》与《上海报》合并,定名《红旗日报》,以后,陈为人夫妇和谢觉哉、李求实等奉命搬家.陈为人夫妇被分配住在北四川路一带,据守中央机关一个据点,公开登记的是个中等大小的商行铺面.……当时韩慧英的工作主要是警卫机关,后因经费困难,她带着第三个孩子的身孕,经柯仲平介绍,与其夫人丁月秋一起,到山东曲阜教书半年.直到快生产时回到上海.这个孩子难产,陈为人请来个医生,但打一针催生针要付10元光洋,为人付不起,只说钱在银行里.要医生打一针,答应次日给钱.说也巧,次日曲阜寄来了教书薪金,为人开玩笑说:"这也算吉人自有天相了!"1931年春,陈为人被叛徒出卖被捕.韩慧英与联系人未能接上关系,与组织的关系中断,她带着孩子投亲靠友,过着艰险的生活."《陈为人传》(原稿第126页)记载:"这年冬天,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女儿),又在贫困和紧张的转移中病死."关于第四个孩子《陈为人传》(原稿第129页-130页)记载:"当时中央档案分为三套,一套存秘书处的文件保密处……,另外还有两套,一套由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保存,后来委托共产国际代管;另一套是中央委托顾顺章代存.……1931年4月,顾顺章护送张国涛赴苏区,回沪途中滞留武汉……遭逮捕,旋即叛变.但他怕连累岳父及家人,并未透露文件之事,即偷偷遣人将文件秘密销毁了.因此,中央和周恩来对中央文库的工作特别关怀和重视……他决心将曾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和《上海报》经理的陈为人调来主管中央文件库的工作.……陈为人夫妇抱定与党的机密档案和文件共存亡的决心接受了这危难之命,并很快建立起中央文库的秘密机关.在迁至新居不久,韩慧英生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实际是第三个儿子)--陈爱仑".关于第五个孩子《陈为人传》(原稿第131页)记述:"有一段情况很紧张的时候,陈为人夫妇还将文件当作家当,一起搬迁到霞飞路一个白俄人家里的楼上住过.因为敌人万想不到在白俄人家里竟会有这样重要的共产党机关.1934年,陈为人夫妇的小女儿就在这里诞生,玛王力这个名字就是那家白俄老太婆给她取的."解放后,韩慧英的二男一女都参加了工作,陈爱昆在湖北省公安厅工作,离休后于1990年7月去世.陈爱仑曾在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后调任湖南省卫生厅纪检组长,现已离休,住卫生厅家属院.陈力(即玛王力)曾在江华县委和衡阳地委组织部、长沙市委工作,后随丈夫调47军141师工作.现已离休住长沙,其丈夫华鲁离休前任兰州军区炮兵政治部副主任,1988年去世.关于孩子的名字,经电话采访秦裕容,她说:"爱昆、爱仑都带山字头,妈妈说是取昆仑山的意思,有的书上不带山字头,不对,应该带山字头(现在简化字都不带山字头了).玛字带王字边,这个名字是一白俄罗斯老太太给起的,外语翻译过来的,马字带王字边,力量的力字也带王字边,玛王力."
韩慧如于1938年由党组织安排与秦鸿钧结婚.据韩慧如《我的回忆》(原稿第26页)说:"陈为人同志去世后,组织上决定姐姐把孩子送到湖南家乡(江华县)抚养,而后再回上海工作,当到家后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姐姐不能按计划回上海,这时我仍在学校任教.姐姐不能回来了,我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也找不到组织,思想上很苦闷,可是党组织还是暗暗地关心着我.过去给陈为人同志来看病的李德生同志有时来看我.有一次他来告诉我,有一位同志急于找一位可靠的伴侣协助他工作.于是我们约好在一个小饭店里和秦鸿钧同志碰了面.……李德生同志接着说:'那么你们相互了解一段时间再说吧'.那时因为暑假后开学不久,不能立刻辞退学校职务,所以趁这期间我俩就来往谈心,那时我只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关于他的历史及当时担任什么工作,他没有对我详细讲,寒假到了,我俩于1938年结了婚,他26岁,我24岁."关于第一个孩子,《我的回忆》(原稿第30页)说:"我和他结婚以后,就住在原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148号一幢花园洋房的三楼一间房间里……可是在三楼上的三个女的打麻将,总是三缺一,到时候还得到二楼去找搭子,她们总缠着我,要我学会打牌,这样凑起来就方便了.……可巧那时我怀孕了,就以身体不好为籍口,婉言谢绝".孩子什么时候出生没有言及,《我的回忆》在稍后(原稿第36页)曾谈到在去取组织上给的经费时说:"第二天,我穿了一件紫红的绸旗袍,脸上化装了一下,手上戴着金戒指,装着有钱人的样子,我俩抱着孩子就去了."这以后,他们经青岛要到东北去,在青岛《我的回忆》(原稿第40页)说:"有一次鸿钧带我去到海边,眼看着浪头在滚翻,我手里抱的女孩--咪咪高兴得又拍手又跳又叫……",咪咪是韩慧如的第一个孩子,大名叫秦裕容.关于第二个孩子《我的回忆》(原稿第37页)说:"一九三九年初夏的一个晚上,他工作了一个整夜结束后站起来对我说:'现在领导上有指示,要我们立刻动身到哈尔滨去接受新的任务,你去吗?''你去当然我也去'我知道他在试探我,因为我怀孕三个月,生理上正是反应的时候.……"(原稿第49页)"八月从上海动身,到了哈尔滨已是十月下旬……"(原稿第58-59页):"春节快到了,院里热闹起来……鸿钧也象人家一样,来家忙乎了一阵,还买了两朵小绒花回来……大除夕……鸿钧也要我戴上一枝绒花……阴历正月二十四日我生了一个男孩,为了有个纪念意义,三嫂给取了名字叫'滨生',滨生四个月时我们按原计划取道天津、青岛返回上海.这样分段回沪,当我们行抵青岛时,就接到三嫂写来的一封信,信内有这几句话:'我给你的孩子起的名字不'吉利'要给他改个名字'.鸿钧告诉我,贺同志被捕了,原来我们在离开哈尔滨时,鸿钧和三嫂约了这样一个暗号,如果他们发生了问题,来信就写上这几句话,提醒我们警惕.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商量着今后的计划.首先立刻给孩子改名'小小'……."小小即滨生,大名叫秦裕民,出生的时间应该是1940年的正月十四日.后来韩慧如还有过一个男孩,她在《我的回忆》(原稿第75页)中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环境越来越恶劣……,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鸿钧和邻居的关系搞得很好……尽管这样邻居对他背后也有议论.当时我们有三个孩子(第三个后来夭折了),由于我从早到晚不在家,所有的家务都压在他身上."在陆米强发表的《追寻永不消逝的电波》和《生死相依·患难与共》两篇文章里刊登了题为"秦鸿钧一家"的同一幅照片,其照片上秦鸿钧站在后边,前边站着齐肩高的秦裕容,齐胸高的秦裕民,韩慧如坐着,怀里抱着一个小男孩,这是他们的一张全家福.就这张照片,我用电话采访了秦裕容大姐,她说:"这张照片是48年拍的,妈妈抱的男孩叫秦裕凯,小名叫毛毛,1947年出生,拍照的时候才一岁半,此后时间不长就没了.当时形势非常紧张,毛毛有点发热,妈妈做地下交通接送文件顾不上他,结果是脑膜炎,耽搁了,没有治好."秦裕容195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所的一名高级工程技术人员,近年主持神舟返回系统相关课题研究,为表彰她对我国返回式卫星所作的贡献,全国妇联授予她"三八红旗手"称号.她因神舟飞船返回舱研究项目获2000年国防科学技术三等奖.现已退休,家住北京.
秦裕民曾在中科院上海分院,上海计算机研究所,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后调任锦江集团电脑中心主任,90年因病去世.
韩慧芳于1940年下半年在延安与时任中央党校教务科长的杨英杰结婚,有五个女儿:长女杨晓英,在中纪委工作,任中央纪委审理室副局级检查员、监察专员,现已退休,丈夫张振国,在中组部工作,亦已退休,住北京万寿路.次女杨晓延,在清华大学工作,任清华大学校工会常务副主席、研究员.三女杨晓慧,在中国医学院工作,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开发处处长、研究员.四女杨晓齐,任北京格劳瑞文化公司副总经理.五女杨晓北,在湖南教委工作,任湖南省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副主任,高级统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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