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邑，位于华北平原西部边缘，太行山脉东麓，省会石家庄南51公里处。县境北靠元氏县，南接临城县，西临赞皇县，东与赵县、柏乡县毗连。南北长16．5公里，东西宽23．75公里，总面积211平方公里，素称蕞尔。

　　县境地处北纬3733’～37‘42，、东经114‘26，～114~43，之间，属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2．6℃，年平均降水量513．1毫米，平均风速2．5米／秒，年日照总时数2615．5小时，无霜期194天。

　　高邑历史悠久，设治亦早。据北渎凤凰山出土石斧考证，新石器时代境内已有人类繁衍生息。周为并州地。春秋属晋，称郎。秦属巨鹿郡。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光武帝诏改部为高邑。此后，多隶赵州。民国2年(1913年)废府州制，遂直隶于省。建国后属河北省石家庄地区。1986年底，全县设8乡1镇，107个行政村，共34001户，143498人。其中农业人口134722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3．9％；非农业人口8776人，占总人口的6．1％。

　　境内地势平坦，“山河虽无要冲，原陆堪为绣壤”。1986年，全县可耕地25．3万亩，76．6％的土壤为壤土和轻壤土，少量沙壤土，且土层较厚。可灌地24．5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96．8％，少雨年份，亦能保收。盛产小麦、玉米、谷子、高粱、甘薯、棉花、花生和多种瓜果。历史上亦不乏“二麦大熟”、“秋稼丰稔”之年，在赵州所领诸县中“颇称殷富”。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纵贯县境的京汉铁路(今京广铁路)通车后，昔日的“荒僻寂寞之区，渐成肩摩毂击之地”，许多外县籍人相继到高邑火车站和县城内租地经商。交通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多的谋生途径，许多为贫困所迫的外县人亦纷纷举家迁居高邑。即使在日军侵华时，高邑仍以优于他县的生存条件为这些人提供了一隅喘息之地。民国20年(1931年)至30年的十年间，全县净增7588人，其中仅火车站、五百村和城内三地就增加4804人，占全县净增总人口的63．3％。三地所增人口中的80％则是由外县迁徙而来。解放后，仍有不少人陆续迁来。

　　20世纪以前，高邑“僻在孔道之西”，离京出巡和过往的政要很少临境，迎送应酬等务及兵事滋扰均较少，境内曾出现过一段较长的安定时期。民国以后，军阀混战，京汉铁路的通车，也给高邑人民带来了灾难。14年(1925年)至20年，先后有11支不同派系的军队在高邑驻屯或从高邑过境。各系军队竟相派款派粮、征兵抓夫、滥索无度。军阀混战，导致政治腐败，官场混乱，县署之中频繁易主，形同走马。26年日军侵占高邑。八年之中，烧杀抢掠，制造惨案数起，又使县内山河破碎，人民备遭涂炭。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邑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同全国人民一道，推翻了三座大山，赢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

　　新中国成立后，全县人民即迅速转入经济的恢复建设。但是，20世纪以前，高邑长期处于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中，除大灾之年，尚无难以生存之虞，加之统治阶级的封建思想教化和高压政策，遂使县民“安于耕稼”，影响了经济的均衡发展。长时期内，除传统的农业自然经济外，其他经济成份基础十分脆弱甚至一片空白。民国以后，又由于时局动荡、政令芜杂和日本帝国主义长达八年的铁蹄蹂躏，群众的精神饱受创伤，以致在新的历史时期，不论是对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变革还是对倒退意义的社会动荡，往往表现出一种沉重的惰性。传统的保守思想经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的沉重思想因袭以及在社会变动面前所固有的惰性，已经严重窒息了高邑人民的开创精神和进取意识，所以，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高邑人民必须首先经历一场思想观念的痛苦转变和经济上艰难的爬坡。

　　在建国后的近四十年中，中共高邑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生产关系变革，坚持进行长期的艰苦细致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消除旧社会遗留给人民的思想痼疾，虽经历了多次失误和挫折，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仍取得突破性的发展。194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仅为1445万元，1986年上升到15891万元，增长近10倍。1986年全县国民收入8797万元，人均615元，亦分别比1980年的4432．2万元、339元增长98．5％和81．4％。

　　建国后的经济恢复时期，1952年因重大自然灾害无可比基础，截止到1951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446万元，年均递增14．9％，发展速度较快。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了对农业、工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国民经济纳入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至1957年达2538万元，比1953年净增667万元，四年平均递增率为7．9％。第二个五年计划初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和嗣后建立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违背了客观规律，使各业均受挫伤。1960年后，又连续三年遭受旱灾，其间，虽贯彻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但196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仍跌落为1802万元，比1957年下降29％，低于1951年的水平。1963年因水灾继续大幅度滑坡，至1965年方恢复上升到3061万元。由于可比基数降低，故增长幅度显著，三年平均递增率为19．3％。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正值“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党政机构瘫痪，全县处于无政府状态，生产受到严重干扰，年均递增率仅为2％。1971年中共高邑县委恢复，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先后贯彻执行了国务院《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决定》等文件精神，以及1974年以后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予以抵制，使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递增率又上升到10．4％。1976年10月，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高邑人民面对历史巨变，经历了一个惊愕、惶惑、思索的思想成熟过程。由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及时召开，系统地进行了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故仍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取得工农业总产值净增1139万元、达到6659万元的较好成绩，年均递增3．9％。从1979年开始，中共高邑县委即积极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并帮助群众在尽快理解和接受后转为具体的实践。1979年和1981年分别在农业和工业战线试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又分别于1983年和1984年进行了完善和巩固。在继续加强农业基础的同时，工业方面从注重企业的增长逐

　　渐转向注重经济效益的增长，使工农业得到了持续、稳定和较为协调的发展。1986年工农业总产值达15891万元，比1980年增长9232万元，年均递增15．6％。

　　高邑，长期以粮棉种植为主。但在解放前，由于受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和科学水平低下的限制，农业优势一直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建国后，全县人民逐步改进耕作制度，增加各种农机具，实行科学种田。70年代，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进行了大面积的农田基本建设，平整土地，规划道路，广植林木，基本实现了园田林网化，有效地改善了生产环境。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推行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符合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和愿望，客观上也与县内农民潜意识中的以农为本思想相吻合，故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和投入热情，使促进农业发展的“软件”和“硬件”等生产条件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1986年，全县共有农用机井3408眼，平均单井灌溉面积70亩。农用动力机械10296台，农业用电1629．1万度，占全县总用电量的48．3％。耕作、收获、灌溉机具8676台(件)，植保器械20465架。每亩施用化肥总量94．5公斤。

　　1949年，农业总产值1400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97％。其中种植业1143万元，又占农业总产值的81．6％，林、牧、副业均十分薄弱。此后近四十年间，除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直接关乎农业的“大跃进”、“大办食堂”对农业造成冲击，以及1960年后连续四年的自然灾害使农业明显减产外，其他时期一直呈持续、稳定的发展状态，其中尤以70年代后的粮食生产显著。1970年亩产上“纲要”(即195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的黄河以北地区粮食亩产达到200公斤以上的指标)，1972年过“黄河”(亩产250公斤)，1976年跨“长江”(亩产400公斤)。但由于50年代末浮夸风的影响，其后粮食征购指标定得偏高，为同时保证社员口粮，在1978年以前，过多注意了粮食生产，而使棉花生产徘徊不前。80年代后，开始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努力向平衡发展方面靠拢。1986年，农业总产值8187万元，分别比1949年和1978年增长4．8倍和95．8％。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2％，仍居全县国民经济中之重要地位。其中种植业占农业总产值的62．8％；副业增长较快，占农业总产值的24．5％；林、牧业仍为弱项。粮食亩产608公斤，总产10676．6万公斤，分别比1949年增长5．1倍和5．4倍；比1980年增长50．7％和61，2％。1953～1986年，全县共向国家交售商品粮50619万公斤，平均每年1488．79万公斤。按农业人口计，1986年人均贡献181公斤，分别等于1953年77．5公斤、1978年123公斤的2．3倍和1．5倍。

　　高邑工业在建国前基础十分薄弱，几屑空白。1949年工业总产值仅45万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3％。1954年，始于棉花加工厂开始机器生产。但此后很长一个时期，全县指导经济工作的主导思想仍建立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直至1970年，全县各种体制工业企业方达24家，工业总产值757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2％，比例仍较小。且多数企业是围绕支农而建或以农产品为生产原料。此类企业1970年的产值占该年全县工业总产值的77．4％，而棉花加工厂和粮食加工厂两厂的产值即占总产值的55％，使县内工业严重受制于农业。产品档次亦较低，难于多品种、大批量推向县外市场。70年代，工业有了较大发展，至1980年，经新建、过渡，工业企业达到41家，并初步有了几个地域外向型企业。但由于县小资金不足，企业难以形成相应的规模。即从18家县属企业1986年的固定资产来看，400万元以上的1家，200—300万元的3家，100～200万元的4家，余皆不足100万元，最少的仅0．8万元，

　　故很难产生规模效益。80年代后，企业逐步改单纯生产型为生产经营型，并普遍推行经济责任制。在思想观念上，努力与时代的改革潮流保持同步。同时，由于农业改革的成功，围绕农业的一批机械、化学和粮棉油加工等企业活力增加。以毛纺厂、五金厂为骨干的几个地域外向型企业亦走过了初建奠基阶段，生产能力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挥。乡村(镇)及个体工业逐步增长，全县工业生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86年，全县各种体制工业企业301家，从业人员达到1278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8．9％。固定资产原值总额2549．27万元。总产值7704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上升到48％，比1949年提高了45％。绝对值等于1949年的171．5倍，1978年的3．8倍。

　　高邑土著人的经商意识历来淡薄。京汉铁路通车后，大批外县籍经商者涌入，活跃了高邑市场，促进了城关镇集日的发展，形成了高邑“小县大集”的特殊现象。同时，对本地人的经商意识和逐步参与也起到了很大的带动作用。至日军侵占前，高邑一度呈现“商贾云集、行旅熙攘”的繁华景象。在经营商品中，粮棉渐成大宗。民国30年(1941年)，在城关和车站101家商号、货栈中，棉店45家，粮店9家，共占总数的53．5％。高邑成为周边县主要粮棉集散地之一，促进了高邑及周边县农业的发展。但高邑商业基础终属脆弱，发展较晚，其间又饱受战乱影响，至解放前，向无富商巨贾。1952年划定阶级成份时，均定为私营商业户或小商贩。建国后，商业发展较快。1986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549万元，等于1955年463万元的9．8倍。然而，由于商业长期在计划调拨的单一渠道中运行，故县人本来淡薄的经商意识失缺了经受进一步陶冶的环境和机会。80年代后，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全县人民重新开始了积极的探索。

　　高邑地灵人杰。在长期的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中，缙绅之家多耕读相兼，自南北朝始，人文迭起。李融、眭寂、李桔、李素立等家族，还曾有过几代数人先后供职于彼时中央王朝的辉煌历史。其中不乏廉吏良将。唐代李素立，历任要职，均为官清介，公正无私，死后，高宗特废朝一日，以示怀念。明代赵南星，官至吏部尚书，一生嫉恶如仇，三次仕途受挫，尤不失刚直不阿之风骨。清代，有妇科良医吕文炳等，令县民引为自豪。民国时期，宋文华等一些有识之士身体力行，创办学校，以期人才重新蔚起。但真正的普及教育，注重人才，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变为现实。1986年，全县有高中2所，初中17所，小学102所，在校学生19466人，比1949年增长2．6倍。中小学教师1458人，等于1949年140人的10．4倍。1950—1986年，共向大中专院校输送了2671名合格学生。

　　解放前，高邑虽一度是为外邑人所称羡的“富足”之乡，但所谓“膏腴”之地悉被剥削阶级所占有，堪称“殷富”的也只是少数豪门和新旧权贵，广大人民群众却只能常年糠莱充粮，难以果腹。建国后，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6年，全县农民人均收入490元，分别等于1957年和1978年的7．6倍和4．9倍；人均口粮386．5公斤，分别等于1957年和1978年的2．1倍和1．4倍，细粮占80％；人均住房16．5平方米，价值767元；每百户拥有电视机47台，洗衣机19台，电风扇11台，录音机6台，自行车143辆，缝纫机87台，手表120只；城乡居民储蓄余额4187万元，分别比1978年的248．5万元和1980年的461万元增长15．8倍和8．1倍。

　　高邑凭藉农业和交通优势，过去已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发展，但是，在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的新形势下，她将面临一系列新的严峻考验。

　　一、农业人均土地逐步减少，水资源告匮已露端倪，原有优势正在减退。随着周边县及多数地区交通条件的日趋改善和提高，高邑的交通优势也将逐步弱化。

　　二、由于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工业结构不尽合理，产品档次及技术含量均较低，升级换代困难，难于占领更广阔的市场。

　　三、由于观念滞后，守成型思维方式限制，加之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够完善，农业还未脱出高投入、低质量、低效益的巢臼。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成份在全县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还很小。

　　四、作为内陆小县，资金薄弱，靠自身积累作存量调整或增量调整相当困难。

　　五、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因素——一批具有领先意识的企业管理队伍和高水平的操作工人队伍尚未形成。实用技术人才缺乏。

　　好在人民对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底子薄、起步晚、基础差等不利经济状况已有切肤之痛感，对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追赶改革开放的潮流表现出强烈的愿望。但是，要把意识的自觉变为实践的自觉，既大胆而又尽量少呛水地步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海，还需要舆论超前引导。要使导向舆论以及各项旨在深化改革的方针政策产生最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加强各级公务人员的廉政建设、树立真正的而不是虚淡的公仆形象又为当务之急。同时，在发展经济的全局中，要尽可能合理地配置县内的物质资源和劳动资源。

　　高邑，曾有过经济人文交相辉映的历史，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她也一定会成为真正的殷富之乡!